导读：兄弟姐妹们开玩笑说，你是我们家文化最低的。我出去当兵的时候小学还没毕业，6月份跟着部队走了，后来平直小学给我补发了文凭。我们家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是大学生。小学生居然能到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，简直不可思议，还出了那么多书，折腾得那么热闹，真是太出奇了。
人物简介
蒋雄达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、教育家，中国音协会员，中国指挥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小提琴学会顾问，文化部艺术考级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、中国音协考级委员会小提琴组组长。
生于1937年，1965年始担任海政歌舞团管弦乐队首席，并任三军联合乐团首席。先后兼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小提琴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。1989年创建中国首家少年室内乐团与太阳青少年乐团。出版专著、歌集和小提琴、弦乐的创作、改编与汇编教材80余部，并主编出版中国音协全国小提琴考级教材。
“中国小提琴教材之父”
他的著作在许多音乐书店占据着半个书柜;他汇编的各种世界经典小提琴曲集，已成为演奏家、教师、专业学生、业余琴童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;他的自传和谈音乐的作品，新颖别致，令人心动，出版之后大受追捧;他主编的中国音协全国小提琴考级教材，已成为全国各地众多琴童学琴的必备教材;他的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成果，引起社会与媒体的广泛关注。他，就是笔耕不辍的琴坛名家——蒋雄达，被誉为“中国小提琴教材之父”。谁能想到，他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?
1949年6月，12岁的蒋雄达告别苏州的家，随三野第10兵团文工团南下。他在平直小学即将读完六年级，毕业证书还没拿到。谁能想到，多年以后，他不仅成为小提琴名家，而且成为高校的兼职教授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满天下。
2014年末，77岁的蒋雄达先生回到老家苏州。他几乎每年回苏州，探望妹妹一家，看看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幼时东吏舍的老宅早已不在了，但他仍记得它的模样：前花园的围墙延伸了半条弄堂，天井里有两个很大的荷花缸，还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和一棵白玉兰，每年春天满树花蕾竞相绽放。1942年，父亲从上海回苏州老家养病，蒋雄达随父亲回苏，就住在这座大宅院里。抗战胜利前夕，父亲因病去世，大宅被母亲变卖，用以抚养兄弟姐妹6人，在乌鹊桥路换了个小宅院。
在苏州匆匆两天，必须赶回去，因为北京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：乐团排练，上课，书稿……蒋雄达先生的日程表令人吃惊，每天的时间安排是精确到小时的。勤奋、坚持不懈，是他成功的秘诀。
他做什么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。拉小提琴，28岁成为三军联合乐团首席;中年时热衷于创作歌曲，留下450多首作品，成绩斐然;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侧重于音乐普及教育，创建出全国最出色的青少年乐团——太阳青少年乐团，至今已活跃在舞台上25年，他教的许多学生在国际上获奖;晚年写作进入高峰，编写书籍和教材，写乐评写自传，出版了80多部书。
著名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了解了蒋雄达的经历之后，感慨不已，为蒋雄达的自传《弦上的梦：我的音乐人生》作序。他写道：能够用小提琴“歌唱的人，必是能够听到大自然隐秘话语的人，而这样的人，就是通灵者。”序中特别提到，他问蒋先生，在小提琴演奏这行当，天才、勤奋、机遇这三个因素，哪个更重要?蒋先生说，勤奋最重要。虽然这个回答不出所料，但是莫言认为，蒋先生无疑是位勤奋的天才，真“正具有天才气质的人，往往是自以为力薄而需要加倍努力的人。”
我后来喜欢编书写书，可能有我父亲基因的传承
苏周刊：您12岁就参军离开苏州，在以后的人生中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这是怎么做到的?
蒋雄达：兄弟姐妹们开玩笑说，你是我们家文化最低的。我出去当兵的时候小学还没毕业，6月份跟着部队走了，后来平直小学给我补发了文凭。我们家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是大学生。小学生居然能到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，简直不可思议，还出了那么多书，折腾得那么热闹，真是太出奇了。可能有个重要原因，从小就在部队的艰苦环境中锻炼，加上我勤奋好学的精神，激发了自己刻苦奋斗。几十年来，我们是在不断的动荡中生活、工作和往前走。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管你，也没有人系统地教你，很容易放任自流。写作、出书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要经过漫长的学习过程和实践过程，我一直没有松懈，没有放任过自己。
苏周刊：您出身在一个书香世家，后来也编写了很多书，是不是有家庭的影响?
蒋雄达：应该是有影响的。我父亲蒋镜芙长期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，是上世纪30年代中华书局的主要编委之一，和舒新城等人合作编写过最早的《辞海》，还编辑出版过十几本汉语教材方面的书，包括学生字典、《国音字母标准体式》《标准国语应用会话》等。我母亲也是个有文化的人，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，英文特别好，晚上母亲常常用英文念童话故事给我们听，先用英文念，再用中文讲解。我母亲很喜欢音乐，我们小时候常听母亲唱黎锦辉的歌，像《可怜的秋香》《乌鸦和麻雀》等等。我后来喜欢编书写书，可能有我父亲基因的传承。虽然在我小时候他就去世了，但是，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就是个搞学问的人，我们家就是个读书人家，对其他的东西不感兴趣。
苏周刊：您是怎样参军的?又是怎么开始接触小提琴的?
蒋雄达：1949年5月苏州解放，三野第10兵团文工团有一部分同志住在我们家，支部大会就在我家客厅里开。文工团每天在我家跳舞唱歌，我很感兴趣。大军快南下的时候要排歌剧《血泪仇》，缺个小演员，团里的同志看到我说“这个小家伙可以”，一试就被看上了，参了军，7月份就跟着大部队南下了。一路南下进军福州，10兵团文工团就在福州落脚了，后来改为福州军区文工团。
我1950年才开始接触小提琴，13岁。那时候文工团的乐队主要是民乐，二胡、三弦、笛子。可能因为从小听母亲哼唱，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。那时候我一有空就往乐队跑，不到一个月，偷偷向大同志学会了拉二胡。乐队排练间隙，常听一位福建音专来的大同志用小提琴拉舒曼的《梦幻曲》。我发现世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，下决心要学会小提琴。现在看来，13岁开始学琴太晚了，现在的孩子都是四五岁开始学琴，但是我就是凭着刻苦勤奋，常人少见的用功，学了下去。
别人打牌下棋，我可以到车厢过道里拉琴
苏周刊：您认为学琴成功主要是因为刻苦勤奋?有天赋的成分吗?
蒋雄达：参军后，人家都说，小蒋你的脑子比别人快，看问题比别人看得远。如果说有天赋，可能是在这一点上，我从来不为环境所动，会坚持做认定的事。其实并不是看得远，当时大家一样学，但是我比别人用功，会用最高的要求要求自己。我28岁不到已经是乐队首席，所以我是军中资历最老、时间最长的乐队首席，后来成为三军联合乐团首席。“文革”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练琴了，我恰恰是好好地利用了那段时间。
苏周刊：在那样的年代，如何做到头脑这样清醒的?
蒋雄达：一是从小养成了刻苦勤奋的习惯，二是看到了有些人走的途径和我追求的不一样。我对名利看得很淡。我喜欢拉琴，我追求的就是在这方面提高。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，决定了你对待事物的态度不同。困难时期，1962年前后，到外地演出，很多人都去抢购北京买不到的东西，我没有这种爱好。在火车上在船上，别人打牌下棋，我可以到车厢过道里拉琴，可以在船上做和声习题。晚上演出到十一二点，早晨8点起床，我6点钟醒了，就在蚊帐里做和声习题，可以做四五道。
苏周刊：您从来没有懈怠过?
蒋雄达：从来没有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的时间还是以小时计算的。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。我的自理能力很强，12岁参军，自己洗衣服，冬天也自己洗被子。我现在77岁了，还是自己洗衣服。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，整理内务，我把这当做休息，同时又是一种习惯。有人说，这个人真是自找苦吃，但是我不认为这是苦。我对每一段时间都有计划。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总要有点儿作为，怎么活都是一生，吃喝玩乐是一生，能够有点积累，对社会做点贡献，也是一生，你愿意选择哪一种?
大量的资料积存，成就了我后来的大量作品
苏周刊：您近些年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音乐普及教育和编写教材上，为什么?
蒋雄达：我做事基于两条，一是自己喜欢做的，二是看到社会有需求。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就成为我的动力。看到人家对你那么期望，你的书人家那么喜欢，很开心，比如我出的系列教材，《小提琴常用协奏曲教学辅导》《小提琴常用练习曲教学辅导》等等，现在中央音乐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很多学生都把它们当成日常学习的资料，这一点让我非常高兴。这些知识性的书籍，不仅对普及音乐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对专业学生也有帮助，我断定有不少学生看了这些教材会受到启发，会从中借鉴。
苏周刊：您的第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的?您出了80多本书，有哪些类别?
蒋雄达：第一本是1992年的《小提琴齐奏曲集》，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，之后多次再版。都是我的改编曲。当时我琢磨着搞齐奏，整理了自己积累下来的曲目，慢慢拓宽。80多本书，形式内容比较全面，一部分是古典传统作品的汇编，基本上小提琴的古典传统作品都囊括了，别人说，蒋老师的作品集收齐了，别的都可以不收了;二是中外名曲的改编，包括歌曲作品、歌剧选曲等种类的名曲;三是教学辅导材料系列，还主编了小提琴考级教材。另外，我还出版了不少文字作品，近年有《弦上的梦：我的音乐人生》《弦外之音：我的乐坛絮语》等。我的书各大音乐出版社都很欢迎。最多的再版五六次了。我的曲集一套8本，有的学生过去没有买全，现在想补全，到网上一看，原价32元，现在800元一本。
苏周刊：您的曲集、教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?
蒋雄达：这些东西能够比较多地出版发行，和我长期的积累有关。1956年、1957年，我在华东海军文工团(后来叫东海舰队文工团)，在上海，收集了很多进口的外国谱子。那时候社会主义阵营之间文化交流，进口了很多苏联、德国、波兰、捷克的乐谱。我1953年就是排级干部了，津贴有40多块钱，那时候我除了买基本的生活用品，还给妈妈寄20块钱，剩下十几块都用来买乐谱，几毛钱可以买一本，十几块能买好多。每个星期天都钻在音乐书店里，书店有了新谱子会给我留着。我存的音乐资料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，有很多国外的谱子和胶木唱片。很多唱片是旧货摊上买来的。几百张唱片，有很多是成套的。现在这样保存完好的胶木唱片在国外是被当成古董收藏的。
苏周刊：当年想到这些唱片和资料会成为无价之宝吗?
蒋雄达：当时没想到今天，只是想到，这么好的谱子我没有，我就要买，别的方面我可以艰苦一点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，上海曾有不少犹太人音乐家，有的在交响乐团工作，他们从国外带来一些原版的曲谱，五六十年代他们要回国，我摸清了哪些人家要走，一家一家登门买谱子。这些资料对我以后编曲集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在上海的那几年也是我学琴最长进的几年。1958年我调到了北京海政歌舞团。
“文革”破四旧，很多人自觉地把外国的唱片、谱子放在门口，等造反派来砸、烧，出于害怕，也有的出于“无限忠诚”。我那时候不仅不主动拿出来，把自己的资料藏在床底下、柜子底下，还从别人拿出来的资料中找到了一些好的。大量的资料积存，成就了我后来的大量作品。
我觉得勤奋最重要，因为勤奋能弥补才能的不足
苏周刊：您在“文革”中还一直坚持搞专业?
蒋雄达：后来很多人都服我这一条。“文革”中所有的乐器都不许响了，我两个孩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琴的。我儿子6岁，我给他做了一个最大的弱音器，用牙膏皮，把音量减小到最低，只有自己能听见。1978年，小泽征尔第一次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，到中央音乐学院，我儿子刚考进去，小泽征尔听了他的演奏很吃惊，“文革”时期都不能拉琴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基本功?我儿子说，我爸爸给我做了一个很沉重的弱音器。回美国以后小泽征尔写了篇文章发在媒体上，谈中国孩子练琴的“秘密武器”。
在这样的年代，我能够保存好资料，坚持练琴，培养孩子练琴，是因为我认为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，最后都要往最先进的方向走。“文革”十年不拉琴，就做了两件事，一是教孩子拉琴;二是学和声，学理论，学作曲，自学，有时候也找老师上课，如饥似渴地求知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都出了成果。孩子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，我的作品大量发表。
苏周刊：您两个孩子在音乐上都有相当的成就，您是如何培养他们的?
蒋雄达：我的两个孩子学琴都是很刻苦的，他们可以说没有快乐的童年。当时是“文革”，我不出去，在家写东西，他们练琴，有一点不对我马上指出，很严格，随时有人指导和鞭策，不像现在的很多琴童，所谓快乐学琴就是放羊，拿弓当玩具。只要我在家，他们拉琴都很用功，养成了好习惯。我既是严格的父亲，也是最关心他们的父亲，生活上的很多问题，我尽我所能做到最好，他们无可挑剔。如果爸爸自己吃喝玩乐，在外面胡作非为，不管孩子，回来要求他们用心学习，弄不好就打，他不会听你的。我的孩子知道，爸爸做事就是这么认真，他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，我们应该这样。我两个孩子在美国学音乐，都是全额奖学金，每年12门功课都是A和A+。他们很幸福，这也缘于他们的勤奋。我儿子蒋逸文所在的乐团是全世界顶级的四重奏团，女儿蒋丹文37岁就成了美国亚利桑那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。
苏周刊：莫言在给您的书作序的时候写到，他问过您，天才、勤奋、机遇这三个因素哪个更重要?您的回答是勤奋，能否谈谈在您眼中这三者的关系?
蒋雄达：任何一个孩子学琴，成功有三大因素，才能、勤奋加机遇。能具备这三个条件，太不容易了。所谓天赋就是自然条件，接受能力、悟性、理解力。如何发现孩子在音乐上的才能，并且调理好他的才能，这是个学问。有一定的才能，能勤奋，一旦有机遇，就一定能成才。我在教学中深深地感受到，很多孩子有才能，但是不勤奋，因为生活太优裕了，再有好的才能也成不了才，因为他们对学习没有迫切的要求，没有强烈的往上走的愿望。我觉得勤奋最重要，因为勤奋能弥补才能的不足。而如果有才能而不勤奋，有机遇也抓不住。
苏州日报 高琪